邊沁（Jeremy
Bentham, 1748-1832）：人應該要追求快樂，減少痛苦
邊沁是英國人，出生於倫敦，他除了是一位哲學家之外，還是一位法學家與經濟學家。邊沁最有名的哲學思想被刻劃在他的著作《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》（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）之中，他試圖透過道德、法律以及經濟學這三門學科，分析人類行為的本質與心理，最後他得出了一項結論，也就是現在所著名的效益原則（the principle of utility）：人類生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獲得一個幸福的人生，而一旦有了快樂，就會感到幸福；一旦有了痛苦，就會減少幸福。因此，人類應該追求快樂，並且避免痛苦。
邊沁認為效益原則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，比如說，當人們在進行經濟行為的時候，所有人都希望能夠用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多的利益，商場上人們奉行的原則正是利益的最大化原則；在法律上，處罰也是為了讓這個世界的惡行變的更少，因為處罰具有嚇阻效果，可以使得那些想要犯罪的人因此不敢輕易的犯罪，惡行變的更少之後，快樂才會增加；同樣的，在道德上也是一樣的，人們之所以認為不可以任意殺人，是因為不願意自己遭受類似的對待，而我們之所以認為不可以說謊，是因為說謊將會使得人們互相之間產生不信任，這種不信任將會有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因此會使得人生變的比較不快樂。
邊沁透過這樣的推論，發展了他的效益主義（Utilitarianism）體系。邊沁認為，道德上對的行為就是可以讓人們獲得最大幸福的行為，而要實現最大的幸福，則必須要「增加快樂」以及「避免痛苦」。由此可見，效益原則貫串了整個邊沁的道德哲學核心。我們要注意的是，邊沁的效益主義考量的並非行為者個人的效益，而是將所有人視為一個整體作為考量，邊沁認為所有人的幸福都是一樣重要的，舉例來說，如果某個行為A可以讓某個行為者獲得一百分的快樂，但是這個行為對其他人來說沒有任何快樂的增進，換句話說，對整個社群而言，總共獲得的幸福是一百分；而另外一個行為B可能沒辦法讓個別行為者獲得一百分的快樂，但是卻可以讓所有行為者獲得的快樂總和超過一百分，這個時候，對於效益主義來說，道德上正確的行為是行為B。
不同於康德的義務論，效益主義評價行為在道德上的價值是根據行為的後果而定，如果行為可以帶來越好的後果，這項行為在道德上的價值越高。但是這樣的想法勢必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，首先，這種將所有人的幸福一視同仁的主張看起來好像實現了公平原則，但是事實上卻會忽略個人的權利。比如說，假設今天一項行為會損及某個特定個人的利益，讓此人遭受五十分的痛苦，但是卻會讓整個社會的其他人增加一百五十分的快樂，整體計算下來，這個社會獲得的淨快樂是一百分，那麼效益主義將會認為做這個行為是道德上正確的。但是，這樣的後果卻是不容易讓人們接受的，在直覺上，我們可能很難同意犧牲個人的快樂以成全其他人的快樂是對的。比如說，我們大概不會同意為了拯救五個需要不同器官移植的病人，就抓來一個健康的人，剝奪他身上的器官移植到這個五個病人身上。就算這樣做會使得死去的人從五個變成一個、從五個傷心的家庭變成一個傷心的家庭，我們依然不會認為這樣做是對的。接著，這種視所有人的幸福是一樣重要的主張是很困難的，親人的死亡與陌生人的死亡對我們的打擊必定不同，同樣的，家人中樂透與陌生人中樂透給我們的快樂程度也是不一樣的，因此，我們在情感上似乎沒辦法將所有人視為一個整體，看待所有人的幸福都是一樣的重要。
上面只是稍微描述了幾個困難，效益主義本身還有其他的問題就不在此贅述。雖然邊沁的效益主義面臨了許多難題，但是這不代表效益主義就因此凋零。在後世有許多接受效益主義的哲學家，試圖透過對效益主義在內容上做出些許的修改，來設法一一回應效益主義所面臨的困難。不可否認的是，效益主義至今還是一個十分具有影響力的哲學主張，與義務論並列為現今規範倫理學的兩大立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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